儒家精神代表全球伦理

儒家精神代表全球伦理——访成中英先生

   要把经济纳入到文化发展的轨道当中，说明经济发展只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现象而已。而文化本身的目标是和平主义，尊重他人，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影响他人。所以，经济发展是要用文化来软化的。我们需要用文化来柔化经济的发展势头，让经济为文化服务，为人类文化服务，而不是用经济来削减或者消除人类的文化。也就是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道德才是目标。

□：今天，“国学”这个称呼令人众说纷纭。作为国学专家，您所理解的国学是什么？它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国学应当是我们对自己过去学问的一种梳理和整合。经史子集都应当包括在其中。这些精神产品都是中国人对自己经验历史和智慧的开发。国学是我们对本国学问的称呼，西方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叫汉学。经史子集中，“经”代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理念，“子”代表一种哲学的思考，“史”代表对过去人和事的回忆和记载，“集”代表人类情感的反馈和表达。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理解，国学概念不发达、不清晰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自己的学问，就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重建国学体系，首先要自我反思。

从历史上看来，中国文化经历过繁荣绚烂的时代，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逐渐走向衰落。清代中叶,这个古老帝国的处境是完全孤立闭塞的状态，完全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明清之前，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强盛的，能跟周边的环境建立一种互动而又开放的关系，而且具有明显的主动性。比如在汉、唐时代，能够主动去了解西域，有张骞出使西域。

中国近代的崛起，首先是要消化一连串的失败，最初的反应也是极端的，由于一无所有，一无所知，所以要彻底的西化。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五四发展比较极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东西，那是因为当时无法解释这么大的失败，所以就走了这样的极端。而且在当时看来，西方人那种强大，我们是没有任何过去能跟他相比的。

从五四开始，从1919年到熊十力，梁漱溟，差不多在以后的十年时间里面，我们逐渐对如何了解西方，如何认识自己，下了些功夫。在这些功夫之下，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并没有完全丧失，西方文化也不一定都是真理，这种变化代表了不同阶段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对整个西方精神的了解，国内第二代的儒家，像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他们是有更多的把握，对西方的问题思考得也较多。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逐渐拓深，但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这个认知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经过多年的摸索，经过了复兴文化辩论这一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整合国学的概念，在一个中西文化对比的情况之下来讨论，正当其时。

认识与理解转化历史传统为现代化的动力，要经过一个反思、觉悟与发展的过程。首先要深刻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思考这一差异的现实含义以及其呈现的问题。差异引发失败之痛，就不能不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提问与批判，对之必须改弦更张，张本而体现。我把这个过程看作五个阶段的发展，即危机、冲击、再觉醒、迂回与开放五个阶段。

□：自1956年赴美留学起，您就立志要“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重建中国哲学”。后来您创立了本体诠释学。可否为我们解释一下您的这个哲学体系？

■：本体诠释学是在对当代西方哲学的批评反省中提出来的。所谓本体，是指根源、本源和整体，它既有客观对象的涵义，同时也包括“体验的存在”或“验存”。验存是主观与客观结合时的一种感受性，在中国哲学中尤为明显。诠释不同于说明，说明导向知识，诠释则导向价值与意义。本体让释学要统一本体与方法, 通
过它们之间的互让互释, 促使本体与方法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推进, 从而显发更为完整的本体。因此, 它既是一种方法哲学,又是一种整体哲学, 它能够在本体与方法的结合与统一中探求意义与价值。而如何在知识宇宙中接纳意义与价值, 正是当代西方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

本体论释学是根植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智慧之中的。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哲学, 其基本智慧在于能合, 它重视整体的和谐, 其本体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西方哲学中概念限定的本质。中国哲学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易经》哲学代表了这个潮流。《易经》包含了内在的理性, 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 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的统一、本体与方法的整合上,《易经》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生命力。

□：您有一个观点，就是儒学既是一种信仰，也也是一种知识。也就是说，儒学具有两个面向。可否为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儒学这两个面向？

■：我认为儒学既可以是一种信仰, 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事实上, 信仰与知识是密不可分的。信仰的内涵指向一个目标、一种价值；知识是要认识现状、了解人的处境。信仰与知识的不同在于, 信仰是一种力量, 因为有了信仰, 我们才能够行动，所以信仰很重要。但如果只有信仰, 没有知识的话，这种信仰就会变得很盲目。知识是我们的眼光, 是我们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所以从整体上来说, 知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对历史、对儒家的发展、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都是一种知识。知识是对人或物的具体的认识, 涵盖面是很广的。知识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让人成长，让人成为一个真正真实的人，让人做符合时代需要的事情, 让人追求真理, 让人在真理中转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知识与信仰一样, 也是一种力量。

如果没有知识, 只有信仰, 我们会是散漫的、无力的。一般来说, 知识会产生一种信仰的力量, 信仰往往带动知识的发展,但有时信仰也会对知识产生一种负面作用, 知识也可能对信仰产生一种批评或破坏的作用。所以，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

□：请教您一个“新儒家”的概念问题。今天，我们往往将您及杜维明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儒家学者称为“新儒家”的代表。但有人认为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因为自董仲舒时代便有了“新儒家”之说。今天仍然用这个词，是不妥的。您怎么看？

■：作为一个意有所指的名词，没有什么不妥。“新”字意思就是说，这种思想、这种学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原有的思想和理论又进行了新的思考、新的发挥、新的阐释。如果不用这个“新”字，无法体现出这种学问的差异性。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都提出了如此的概念，比如“后后现代”、“新新儒家”等。当我们用这个“新”的时候，就表明已经有了一种发展，其本身有了发展的动力。那么新儒学的“新”，体现在哪里呢？应当说，它完全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所以，我们也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您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吸取一些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来为我所用？今天我们如此高调地来讲国学、讲儒学，意义在哪里？

■：中国对于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和思路。但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如何融合等，还需要有个明确的说法。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确需要文化智慧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发展，这便涉及到了儒家思想如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后盾的问题。今天讲国学、讲儒学，实际上有一种主客观的需要。

中国这几年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一种规模经济之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感没有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原来的价值观都失掉了，钱太多了，破坏了一种基本的伦理，需要找寻一种新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经济发展中，需要注意经济背后的伦理价值，不然失去控制，便会影响到经济本身的发展。这是要回到文化理念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次，经济发展还需要一种多元文化的支持，全球经济需要多样性的文化。比如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生活带来了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又该怎么赢得别人的关注？这就要通过艺术，实现对人性的一种关怀，这便是文化的作用。所以需要挖掘出来一个文化的意象，或者挖掘出来一个价值的意象。因此，经济发展到最后，是一套理念经济，这个需要文化的支撑。

第三，经济发展可能产生国际冲突，比如对中国来说，这几年国际上就产生了一种“大国威胁论”。因此要把经济纳入到文化发展的轨道当中，说明经济发展只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现象而已。而文化本身的目标是和平主义，尊重他人，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影响他人。所以，经济发展是要用文化来软化的。我们需要用文化来柔化经济的发展势头，让经济为文化服务，为人类文化服务，而不是用经济来削减或者消除人类的文化。也就是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道德才是目标。现在中国国学是个热潮，我觉得这显示了中国发展战略的远见，这是很好的。
　　
当初在发展经济的时候，社会上对儒家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是去帮助经济发展，儒家具有一种工具性。但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是更大的经济发展，还是要达到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作为全球化中的成员，中国要对自己全球化的定位有较好的把握，对经济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今天国学被热烈讨论，可能就是基于经济发展造成的一种文化淡化或失落的警觉。

另外，文化智慧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确定和全球化不发的加快，也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今天的执政者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和平发展”、“永远不称霸”等理念，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王道思想。儒家思想对世界发展有巨大的意义，它代表全球伦理，它重视人的正义要求和全面发展，对自私贪婪为基础的资本谋取模式有着一定匡正作用。

□：您认为文化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到底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适宜内一个人的心灵家园？也就是说，文化可不可以解决泛物质时代的人类心灵空虚、精神困惑问题？

■：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忘记了原来的道德目的。原来儒家可以转换成一种工具，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儒家看作是一个理想？当初我们要把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是工具，现在还要找到一个目标，一个核心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儒家传统能不能提供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不是只能在西方的宗教中找到，还是说中国的儒家传统或者其它传统也一样会有终极关怀，能够真正解决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力量？这是目前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是危机。

对中国来讲，经济发展显然要找到所需要的价值观，发展才有不断持续的能力。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自我审视、自我理解一个重要的环节。虽然我们的物质文明很高，变为一种很有品质的商业社会、消费者社会，然而在精神上却变得空虚、失落，长远来看也会造成经济的衰落。文化所提供的东西，不只是文化创新，文化是帮助经济创新、帮助社会革新的一种力量。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您认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智慧将可以提供怎样的解决思路？

■：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可以对全球生态恶化问题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儒家有句经典话语叫“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对过分的、偏激的、过于迅速的东西，要保持一种警戒的态度。而我们今台南的生态问题，就出在人类过分地急功好利，造成全球变暖、气候失衡、生物失衡等问题，这与天地之道、自然之道是明显违背的。而儒家的“天时地利人和”，强调的是人的内在的一种和谐状态：即是心跟性、情跟理的融合。其次，它强调“太和”的理想，包括生态的平衡、人自身的平衡、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平衡。

□：这就涉及到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天人合一”。您如何理解这一重要理念？

■：“天人合一”的意思是人和自然、人和其生命中原始的起点，有一个连续的关系，有一个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说，人是自然的一种创造性的表达。人的创造性，是代表宇宙天体的一种延续性的发展。所以人在本质上是和生命本质分不开的。人可以继承这种天地之善，可以逐渐的完善自我，从而创造一种宇宙间更高的价值。

宇宙出现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万物能够呈现出来、能够各居其位、还可以延续的发展。而人在这种进展当中，也是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内在的活力，那么他可以因此通天通地，观天察地，对周围的人和自己都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所以人的生命不是虚空的，不是无根的，而是一种有根的存在。人的根是什么？是天。天就是根，就是扎下去的生命体。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善生善死，还要珍视自己的本根，这是一种文化的源头，生命的源头，这也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识。

也就是说，人是具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需要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创造的品质是可以无限的，可以做圣人、君子，可以实现最高的真善美境界，这是一种天人合一。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是什么肤色，都是共通的一种，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它没有差异，由于时间、空间和文化环境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四大文明、七大宗教。

第二个层面上的天人合一，就是指人在天地大环境中，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彼此之间可以进行一种互动交流，从而才能成长。而这种成长的最终目的，就是天人互相融合。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天人合一。

□：我们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口号叫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是“复兴”，就是要重回昔日的辉煌岁月。那么儒家也倡导“克己复礼”。您如何看待我们追求这么一种昔日的社会理想的现象？

■：礼乐社会是在文化理性的建构中实现的。这种实现对孔子来说是一种典范, 所以孔子希望把这个东西能够再恢复起来, 但恢复的绝对不是原来的样子。但具体用什么方法呢？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提出了“仁者爱人”，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东西最终又偏向于心性。孔子跟柏拉图一样，也是想在找一个制度化的权力，他自己不能搞革命，他只能采取别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孔子选择了周游列国。柏拉图在当时不也是在努力寻找一个世界图式吗。

□：您认为，在未来中国将形成一种怎样主流文化？

■：未来中国的主流文化，必将是注重整体文明的、开放的、包容的文化形态。这个主流文化中，当然会包括儒家思想。孔子的智慧对我们过去、现在、未来，都会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只要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包容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有人说，古代中国的文化，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我们华夏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包容的、融合的大的族群。所以，以和谐共荣的标准，形成一个阴阳平衡的思维逻辑，这是我们建构主流文化的基本点。

另外，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将是一个必然。儒家精神代表的是全球伦理，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可以说，儒家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化的最好形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包涵其他一切有益的思想和观念，从而来建构新的中华文明。总之，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以儒家的本体性、价值性为指导，来构建我们的主流文化。 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那么，到底会在何时实现呢？我认为不会太久，有三十年的自觉培育，应当可以形成我们自己的完整的主流文化。

□：那么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又当如何保证民族独立性？

■：确实世界化很容易导致文化趋同，当然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吸收西方的精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就会被同化。首先，与西方的沟通，既是充实自己，表达我们自身的哲学智慧，同时也是对西方来分享我们的智慧的一种愿望。我们可以“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在“和”中坚持特色，这样其实并不会丧失自我。其次，每个传统都继承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特征，都有其自身的重点，譬如看重自我的价值，这点也是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通过与西方的沟通交往来加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包容性，能够使我们发挥自己的潜力，保存文化传统特色。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历史背景、传统经验，所以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还是会保有其特性，而不会轻易被同化。另外，从自觉的文化创造来说，通过自觉吸收外面的文化，主要目的是来强化自己的体质，譬如蚕食桑叶，不是自身变成桑叶，而是将桑叶转化成丝。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积累，当然有的文化，由于转化功能比较弱而被同化，但同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
第三，这还涉及到了思考的偏向的问题。中国擅长伦理关系的坚持、道德力的感化作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能力，譬如德国擅长抽象的理论，发展了机械理论；英国人擅长实用主义，所以商业文化很发达。这其实是一个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个性的问题。
□：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别？

■：不同于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主知的倾向。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关, 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因此, 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方法的迫求。但是, 由于陷于分析而求知识、疏于安立整体价值, 这就促使人类面临生活目标的冲突、生活意义的失落以及生命价值的空虚等一系列问题,。上述情况正逐渐得到改变。这种改变要溯源于海德格尔对传统本体论的批评。

海德格尔认为, 科学客观化的理念对“存在”的了解, 是基于所谓客观现实性和工具性的思考而决定的, 它并不能真正把握整个语言所启示的主观意义以及人的存在体验。人的存在体验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实质内容, 它是由于人对生、死、时间等问题的关切与体验而来的。由于科学并不能完满解决人之存在的问题, 因此, 我们必须关注人的价值活动与意志活动的安顿。海德格尔的批评, 开启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诠释学的新发展。到今天, 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欧洲哲学, 都表现出诠释化的倾向。

□：我们的相识，是在去年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之时。在您看来，举办尼山论坛这样的大型文化活动，有何意义？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尼山论坛安排得合理与否、参加人员合格与否，当然有很多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总体而言，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文明交流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以后还是有必要继续举办下去的。有的学者认为论坛上没有争论，我们也应当客观看待。学者之间，若他们的观点有冲突和不一致，当然需要争论；若彼此的观点互相认可，争论就是多余的了。关键是看，学术观点是否认同，而不是为了争论而去争论。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好多的成功商人。人们对企业家的道德问题逐渐关注，对企业家的言行也有更高的期待。您怎样理解企业家的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

■：儒家的教育非常重要。我们教育任何人，都是希望他们懂得如何去关怀别人，去理解别人，去帮助别人。教育，需要让人从一种贵族心态或自我中心心态转变为利他心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企业家也是这样。企业家是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获取财富是一个目的，更重要的，应当教育他们如何回报社会，如何培育利他之心。

所以在针对企业家的教材中，不单单要有经营管理的内容，还要有到的培养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传达给企业家的一种思路。所以，企业家哲学既包括管理哲学，也包括伦理哲学。只有如此，企业家才可以变成更有功德、更受人尊敬、更有成就感的成功人士。

成中英，国际知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最重要代表之一、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原籍湖北阳新, 193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