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岁月不惑，春秋正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风雨四十年，改革在路上。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网策划推出“40年·改革印记”系列报道，用记者的视频、图片、文字，通过人民网、手机人民网、人民网法人微博、微信、人民视频APP等多个端口，为您讲述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改革印记”，在时光的记忆中传递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感受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变。

　　走进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竹林路，树叶婆娑，百鸟和鸣。沿一条窄窄的深巷前行，不多时就可见到一道灰黑色的院门。

　　灰黑色院门是镇政府小院的后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道门以前是小院的正门，当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从这道门上摘下来的。

　　向阳镇政府后门，当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从这道门上摘下的。（记者陈曦 摄）

　　1980年4月，向阳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用“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取而代之。这一惊世骇俗之举，触动了《宪法》的修改，改变了农村政治体制，进而在全国掀起了农村改革新的浪潮。向阳，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摘牌：于无声处听惊雷

　　青白江汩汩流淌，昼夜不息，向阳镇政府就位于江的北岸。在一间陈列室内，大量记录着有关当年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前后的图片、文字和音像等珍贵史料，把记者带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时代。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牌坊。（记者陈曦 摄）

　　位于成都平原的向阳，土地肥沃，旱涝保收。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人民公社的20年里，人均分配从最初的68元到74元，只增加了6元。据《广汉县志》记载：“1966年到1976的10年间，全县人均分配的收入只增加了2.3元，平均到每一年只增加了0.23元。”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当时田间地头的这段民谣，唱出了向阳人的辛酸。

　　一份由德阳市（广汉隶属德阳）文史委王周芝整理的资料显示，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已逝世）曾说：“当干部几十年，老百姓现在还这样贫困，有的连饭都吃不饱，作为共产党员，心里非常难过，这样下去，怎样向人民交代。只有置个人得失于不顾，下定决心，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要进行改革。”

　　1977年秋，广汉县委在金鱼公社试点，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生产责任制。所谓“定产”其实就是“包产”，将奖惩与工效挂钩。1978年秋收，金鱼公社粮食产量实现建国以来增产最多。此措施随即在全县推开。

　　与此同时，向阳公社也在悄悄进行改革，将公社酒厂搞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包干上交5万元，一切生产经营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再干预。

　　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改革的春风徐徐吹来。1979年，常光南在向阳公社进行改革试点，成立工业公司管理企业经营，成立农业公司管理农业生产，将供销社改为商业公司负责商业流通。3个公司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机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为统筹和协调3个公司的关系，后来又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经济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管委会已失去经济管理职能。

　　虽然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职能被架空，但牌子依然挂在那里，对现实生产形成掣肘，与农工商联合公司在体制上相互摩擦，成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障碍。

　　1980年，向阳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牌子。（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1980年3月，常光南在成都参加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召集的关于广汉改革的座谈会，第一次当着省委领导的面，谈了“取消人民公社”的话题。省委决定在广汉试点，只是不作文字批复。

　　1980年4月15日上午，向阳旅社2楼会议室，关于取消人民公社的会议在这里秘密进行。常光南传达了上级意见，决定恢复乡级建制，摘下人民公社牌子。会议定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

　　向阳摘牌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打电话到广汉县委询问此事，语气很严厉：“谁叫你们搞的？”半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打来电话：“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

　　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改为乡，同时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组。此时，向阳已经获批撤乡建镇。